政治学：历史与未来——对话浙江大学张国清教授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与政治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求是特聘学者。主要致力于政治哲学、政治学理论和中国政治研究。代表性作品包括《罗尔斯难题:正义原则的误读与批评》，《分配正义与社会应得》，《从政治学到政治科学——中国政治学研究的难题与范式转换》等。
编者按
政治学应当如何完成向政治科学的范式转换？如何理解注重科学因素的政治科学？政治学研究者如何处理“广泛涉猎”与“研究有核心”之间的关系？如何开展经典议题研究？当前中国政治学应在哪些方面进行加强？如何理解政治学学科特色与独特气质？新年伊始，本期政治学人微信平台专访浙江大学张国清教授，希望通过与张教授的对话为广大青年学者和学生提供一些政治学学习经验和启示。
张教授：“注重科学因素的政治科学”也可以这样讲，政治学学科的从业者或者研究者应该具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一些基本素养，尊崇学理学术规范，尤其重视社会调查、科学实验这些方面。在学术研究过程当中，一定程度上要实现中立性、客观性、精确性，要克服主观性、随意性，尤其是不能一味按照政府的要求和意图来从事科研。当然，委托研究也是需要的，但是在委托研究过程中，首先要重视作为一个科学研究者的特殊身份，而不是把自己简单地下降为某些具体政策或法令的解说者、诠释者，甚至直接辩护者。作为科学家应该要始终以追求真理为第一要义。
政治学人：我们发现您的研究范围很广，从政治哲学、西方政治思想史，到马克思主义，再到公共管理，您都有涉猎，并且都有代表性学术成果。请问您觉得学术研究中应该如何看待“广泛涉猎”和“研究有核心”的关系呢？
张教授：广博与精深的确是很难兼顾的。作为学者，我们首先强调专业精神，也就是“专”——强调对专门问题有专门研究，在科学研究同行中，争取处在前沿研究状态。但是，政治学这样的社会科学，其本身广泛涉及众多领域，既有比较抽象的哲学层面，也有具体的现实社会问题，值得我们给予关注与研究。根据个人知识积累程度、学术经历不同，我们会有不同选择；在不同年龄段，在不同学术发展阶段，我们会对一些专门问题发表研究见解。
我的学术成果给人印象是涉及了较多领域。这跟我个人特殊经历是分不开的。这种经历有些不是我个人主观选择的结果。中国社会近四十年发生了重大变革，学科的重组与发展，学院的发展，每个时期都有所不同。重大社会变革影响了高校，高校影响了个人学术追求。我从八十年代上大学，较早进入浙江大学工作，回顾起来有将近三十年了。在这三十年中，浙江大学发生了重大变化：新浙大成立，院系调整与组合，一些学科经常发生变动。我个人所在学科也随之调整。我先后在马列所、法学院、哲学系、政治学系、社会学系工作，负责不同学科本科生到研究生、博士生的教学工作，期间两次做国外访学，分别是2002-2003年荷兰伊拉姆斯访学和2006-2008年美国哈佛访学。我在变动中学会适应，既然在不同学院或研究所工作，就要承担不同教学和研究任务，所以就形成了学术成果的多学科性质。由于我从事的学科经常调整，我只好从变化中去领悟我想要的是什么。当然，尽管我的身份与岗位时有变化，但我的学术兴趣还是在政治哲学、政治学理论、中国政治这三大块上。
政治学人：我们看到您曾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过《罗尔斯难题:正义原则的误读与批评》和《分配正义与社会应得》两篇文章，涉及正义这一核心话题。请问，作为研究生或青年学者应该怎样开展经典议题的研究？
张教授：青年研究者要进入相对比较抽象的领域，比如政治学理论或政治哲学，首先要注重政治思想史知识的基本积累，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国外的，要了解政治思想史的发展过程、重要人物及其基本思想成就。其次要重点关注十七世纪以来，主要欧美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建立的新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和法律制度，关注政治思想家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伟大的思想建构的确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我们应该看到伟大思想家的力量。对个别人物，应该做重点考察和研究。从十七世纪到今天，其实重要政治思想人物并不多。从霍布斯、洛克开始，中间有休谟、亚当·斯密、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加上美国联邦党人、托克维尔和边沁，一直延续到哈耶克、诺齐克和罗尔斯，这些比较晚近的，数来数去，政治思想史上的重要思想家也就十几个人物。
政治学的经典议题主要有两大问题。一个是权力（power）问题，亦即权力是如何建立和如何实施的？权力的边界在哪里？如何保持权力的正当性、有效性、合理性。权力是政治学研究的核心概念，和国家、政府紧密联系在一起。另一个是权利（right）问题，亦即人拥有哪些权利？如何得到有效维护？谁为其主张，凭何主张？如何补救受损的权利？等等。第三个问题便是power和right之间的关系问题，亦即这种如何建立联系？当权利与权力发生冲突时，究竟谁应当被优先考虑？谁首先被尊重或被优先照顾？
政治学人：您觉得当前我国政治学研究应该在哪些方面进一步加强？
张教授：我认为我国政治学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有待加强：
1. 多做科学意义上的政治学研究，在定量研究、实证研究、社会调查这些方面多给予注重。研究农村、工厂企业、社区的问题，了解中国政治社会发展的症结在哪里。通过充分调查来获得相关数据，从科学意义上理解政治和社会现实。政治学研究者必须认识到，保持政治正确和追求科学真理是有所不同的。两者都重要，政治科学研究更看重后者。
2. 对政治学核心议题要给予重点研究，包括国家、民族国家、国家主权研究，政党、政府、人民和社会组织的相互关系也要做相应研究。十九大明确“党领导一切”，党是“领导核心”。政治学研究者应当认真研究这些新提法。党在政治生活中的核心地位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把党的领导推进到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在社会组织当中扮演领导角色。这个是很值得我们重新理解的。
3. 研究社会的重要性、多样性和开放性。我们要研究在中国保持一个完备的社会的重要性。在现代化过程中，我们强调党的核心性和政府的强大性，认识到企业和市场的重要性，但是我们对社会的重视度还是不够的。社会的重要性体现在其稳定作用上。社会作为一种中间力量，在最大程度上配合党的领导和政府的工作，社会越弱小，就会放大社会稳定的风险。如果社会是多元的，能够吸纳多元力量的，那么它将更有利于缓和社会冲突与化解社会矛盾。社会的多样性体现在其“灰色度”上。社会有自己的存在形式，允许存在先进与落后，左与右，大公无私与比较自我的个人存在。我们对社会整体文明和个人个体文明主张应当有所差别。社会有自身的惰性。这种惰性不是腐败或落后。它意味着一种吸附能力，能抵消社会的各种尖锐对立。我认为，这样的社会更有利于新事物的产生，也更具有包容性，包括对旧事物的包容。因此，社会不只代表先进的东西。作为一个缓冲带，社会应该是“五味杂陈”的，体现对各色人等的包容性和开放性。
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应该做到政府在社会之内，也在社会之上，但是不能在社会之外。党高于政府，政府高于社会，社会里面应该是充满活力的个体。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特定的角色、身份、权利、义务和责任。这样的社会将有较大的包容度，创造具有开明大度气象的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
4. 今天政治学研究者需要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十九大报告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新表述。如何理解且改变不平衡和不充分的发展？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个人觉得，与“不充分的发展”问题相比，“不平衡的发展”问题是政治学和政治哲学更应关注的重要议题。我们要追溯其产生的原因，并找到解决办法。
我们必须承认，在改革开放四十年中，我们偏重效率而轻视公平。无论在市场意义上，还是在政府与社会意义上，这种偏离都有充分的表现。因此，注重效率而忽视公平的发展理念，必须给予改变，在涉及公共资源分布和分配方面尤其如此。效率优先是典型的市场思考方式，它在市场领域是有效的。但在公共资源领域，我们要给予审慎对待，尤其是在教育、公共医疗、养老与社会保障等领域。这些领域我们应该把公平放在第一位，渐渐地让基础公共资源有一个相对均衡的分布，对相对落后地区给予必要的资源补救。“共同享有”优先于“共同富裕”。有些事不必等到“共同富裕”之后才讨论，而是在人民没有实现共享富裕之前就给予“共同享有”。人民非常看重共享改革开放成果。在可共享成果当中，首先看重社会基础资源。这些资源不是社会福利，而是人民的生活必需品或必要条件，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应该给所有人提供的生活、生产和学习条件。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的落实就是平等地享受这些社会基本资源。
5. 中国强大起来以后怎么引领世界？怎么处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尤其是与日韩的关系。我的说法是中国强大后一定程度上要超越作为主权国家的存在，这不意味着要侵略其他国家，谋求私利，而是要尽自己所能地去缓和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关系，地区之间的竞争关系，尽量让世界进程朝着和平方向努力。
占有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国的崛起代表整个人类文明的方向。它的崛起，不仅具有中国意义，而且具有世界意义。“一带一路”战略强调共赢。“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意味着中国进入处理国与国关系的新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我提出“超国家联合体”观念，主张中国在国内要弱化民族差异意识，强化地区差异意识；在国外强调超国联合体，尽量实现国与国之间的谅解。在国与国之间，在民族与民族之间，重大和解是推进区域发展的基本前提。我们必须迈出这一步。有些民族有些国家还没有迈出这一步。我们可以先迈出这一步，表明我们的姿态。大家把目光往前看。这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化解国与国的矛盾，把我们国家的政治文明程度提到一个新高度。
政治学人：我们总会觉得政治学学科本身有着独特的气质，不同于社会学和经济学，政治学更多关注大问题与大视野，请问您如何理解政治学这种学科特质？
张教授：政治学从源头来讲关注的是公共事务，是关注权力与权利的相互关系的，以及公共资源的权威性分配。公共资源有不同层面，有社区的，有地区的，有国家的，有世界的，都有一种公共性。政治学研究是一种公共善的追求。这使得政治学与其他学科相比，是一门注重公共事物的完备性学科，完备性是指方方面面都要考虑到。它是一门均衡性的学科，要平衡各种利益。它也是一门不断变化中的学科，我们今天对政治学的理解已经很不同于20世纪70、80年代对政治学的理解。最后，它也是一门体现特定文化差异的学科。经济学和社会学可以提出一些普遍适用的公理，政治学也有一些公理。但是，政治现象最大程度地体现着人类社会的多样性，有些制度在中国适用但在西方国家不适用，在大国适用但在小国就不适用。甚至有些理论现在适用过几年就不一定不适用。这叫做政治学原理适用范围的相对性。政治领域难有绝对真理。正是因为如此，各种理论可以并存。当然，政治学也有一个基本共识：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承认，自由、民主、开放、公平、正义的制度是必要的，是人类拥有更加美好的生活所必需的。
政治学人：如果请您推荐一本最近的学术著作和一本最经典的学术著作，你觉得您会推荐哪两本书？也希望您能通过政治学人微信平台，对未来的政治学人送上几句期望。
张教授：我推荐罗尔斯的《正义论》和诺齐克的《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这两本书是针锋相对的，但思考问题的方式很不一样。它们代表当代两位政治思想家对建构国家、政府和社会，维护公民权利的不同思考。至于最近的学术著作，我推荐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与德隆•阿西莫格鲁和詹姆斯•罗宾逊合作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前者揭示了资本回报与劳动收入之间的不均等性，尝试解决更公平的财富与收入分配问题。后者提出“制度质量”问题，很值得我们重视。这些作品在最大程度地推进政治学朝着精确化方向努力。后两本都是从经济学角度来研究政治现象的。其实，今天的政治学已经和经济学、社会学结合在一起，研究方法要么是社会学的，要么是经济学的。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政治学人》是我非常关注的一个平台，它推出了很多学者的重要作品。我有几点期望：
（1）多关注年轻人。特别是刚刚获得博士学位的年轻学者的作品
（2）多关注国际层面的政治学前沿问题和成果，多做这方面的推荐
（3）尽可能做一些国外政治学人专访，希望《政治学人》平台能抓住这些学者频繁访问交流的机会，让他们谈谈中国政治，并尝试给他们回应和反馈，最好以中英双语方式展示专访。
至于对政治学青年学者的寄语，我想说的是，政治学在今天已经变得越来越成熟，年轻人要做扎实的基础工作。政治学是充满生机的，在中国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正在占据日益重要的地位，其学术魅力正在不断地得到展示，吸引更多年轻人加入这个学科。政治学的前景一片光明，我和你们一样对此充满信心。
以上仅供各位先进、同仁、同学参考和批评指正。谢谢！
本期采访：徐佳怡 ；本期编辑：徐佳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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